潘建伟：敢做世界领跑者

罗旭 《 光明日报 》（ 2014年06月03日   01 版）

 

潘建伟，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四十一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十二岁获得量子信息科学领域最高奖项“国际量子通信奖”，四十三岁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他说：“量子信息科技革命给了中国一个伟大机遇——从经典信息技术时代的跟踪者、模仿者迈向未来信息技术的领跑者和引领者。”

 

    在量子信息科学领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教授有太多令人惊羡的“世界首次”：量子隐形传态及纠缠交换，远距离的自由空间量子隐形传态与双向量子纠缠分发，绝对安全距离超过百公里的量子密钥分发，并始终保持着纠缠光子数的世界纪录……

 

追随者的无奈

 

    潘建伟清晰地记得，1996年当他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第一次见到导师塞林格教授时，这位量子物理学世界级大师问道：“你的梦想是什么？”他的答案脱口而出：“我要在中国建一个世界一流的量子物理实验室。”

 

    在名师引领下，潘建伟开始在量子信息领域迅跑。1997年，他就与同事合作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宣布在实验中实现了量子态隐形传输，这被公认为量子信息实验领域的开山之作，《科学》杂志将其列为年度全球十大科技进展。这一年，他年仅27岁。

 

    尽管有这样傲人的成绩，但当1999年博士毕业的潘建伟准备回国工作时，却发现在国内申请科研经费比较困难。这是因为，那时量子信息研究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不仅不被承认，甚至还被认为是伪科学。

 

    “量子信息实验需要经费不菲，得不到支持就很难开展工作。”潘建伟无奈之下，申请了几个国外大学的教职。就在这时，“量子态隐形传输”同“爱因斯坦建立相对论”等重大成果一起，被《自然》杂志选为“百年物理学21篇经典论文”。消息传到国内，潘建伟提交的科研项目申请终于获得批准。

 

    “过去，我们在科研领域常常扮演追随者和模仿者的角色，研究方向的选定、科研项目的设立都先要看看国际上有没有人做过。”2001年潘建伟开始在母校中国科大组建实验室时就暗下决心，“量子信息是一个全新的学科，我们必须学会和习惯做领跑者和引领者。”

 

国内也能做很好的“科学”

 

    在向“世界一流量子物理实验室”目标冲击过程中，潘建伟身兼数职。2001年至2003年，在组织科研队伍、开展实验室建设的同时，他还在维也纳大学从事多光子纠缠方面的合作研究，保持与国际同行的密切交流。

 

    由于掌握了国际一流技术，并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潘建伟国内研究组的成果出得很快。仅2003年一年，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的论文就有7篇。2004年，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五光子纠缠和终端开放的量子态隐形传输，这一成果在当年入选欧洲物理学会和美国物理学会评选出的年度国际物理学重大进展，这对中国科学家来说是第一次。

 

    “这表明，国内研究组在量子纠缠方面的工作已经成功跃居国际领先水平。”潘建伟说，“如果说当年杨振宁先生和李政道先生证明，中国人在国外可以做很好的‘科学’。那么我们现在证明了，中国人在国内也可以做很好的‘科学’。”

 

领跑者的骄傲

 

    “量子通信在原理上是无条件安全的通信。目前看要解决国家信息安全，只有通过量子。”潘建伟介绍，在国家发改委的支持下，中科院2013年联合相关部门启动了千公里光纤量子通信骨干网工程“京沪干线”项目。今年美国航空航天局也宣布，要在纽约与洛杉矶之间建量子干线，还计划将建立一条总长超过1万公里的环美国量子通信网络。

 

    “我们的研究居然走在美国前面，终于让大家都对我们有信心了。”潘建伟说。其实，早在2011年底，中科院就启动了空间科学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计划在2016年左右发射世界上第一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实现全球化广域量子通信。

 

     回想起当年与塞林格教授关于梦想的问答，潘建伟深刻体会到，如今在中国国内已然拥有比国外更广阔的事业发展空间。他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早已不再遥不可及，而我们就是实现这个梦想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这多么让人骄傲！”（本报记者 罗旭）

 

     （相关报道见3版“海纳百川聚英才”专栏《“让世界级的技术在这里生根发芽”——湖北倾力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领跑世界的自信从何而来

 

本报评论员

 

    在量子信息科学领域，潘建伟带领他的团队以一连串创新性科研成果，确立了世界领跑者的地位。“京沪量子干线”和量子卫星两个全球领先项目，更使他如星斗一样闪烁在科研的天空，让世界范围内的科学家心生羡慕。

 

    2004年，潘建伟就自信地说：“如果说当年杨振宁先生和李政道先生证明，中国人在国外可以做很好的‘科学’。那么我们现在证明了，中国人在国内也可以做很好的‘科学’。”这句话，足以鼓舞全世界华人的信心。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在科研领域，一直处在追随者和模仿者的位置上。

 

    可以想见，18年前当潘建伟对导师塞林格教授表示“我要在中国建一个世界一流的量子物理实验室”之时，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小伙子确实把这个目标当作毕生追求的梦想，因为当时中国根本没有量子信息实验室，更遑论“世界一流”。

 

    所幸的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奇迹”，对人才的重视让中国成为“人才磁场”，致力于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更为一流人才到中国发展搭建了直通车和“黄金台”。意气风发的潘建伟搭乘这股东风，回到祖国大展宏图，不仅顺利实现了那个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并有足够的勇气说，要在科研领域做领跑者。

 

    事实上，1978年以来，我国留学人员中有72.83%的人像潘建伟一样，在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千人计划”的实施，则使全球“高精尖”人才到中国效力的数量爆发性增长。在这些人中，有许多个“潘建伟”在国内实现了世界领先。

 

    是什么让“潘建伟”们有这么好的运气？又是谁给了“潘建伟”们担当世界领跑者的自信？要知道，即使是潘建伟的导师塞林格教授，也难以实现发射量子卫星的梦想。但在中国的怀抱里，他的学生潘建伟和潘建伟的团队将率先实现这个梦想。

 

    答案显而易见，“潘建伟”们目前的成功，受益于国家鼓励创新创业的产业政策和人才政策，也受益于各级各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是祖国，是人民，是日益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给了他们更好地实现自己价值的平台和机会，给了他们领跑世界的自信与勇气。更大的成功还在前头。